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新的育儿补贴、提高薪资和延长有薪休假时间，以重振放缓的经济。除此之外，政府还提出了一项410亿美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计划，针对洗碗机、家居装修、电动车和智慧手表等各种商品。

北京正在进行大手笔支出，以鼓励中国人民打开他们的钱包消费。

简而言之，人们目前的消费水平还不够。

本周一，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前两个月零售额成长4%，对消费数据来说是个正面讯号。但除上海等少数之外，新房和现房价格与去年相比持续下降。

当美国和其他主要大国都在努力应对后疫情时代的通胀时，中国却在经历相反的情况：通货紧缩——当通货膨胀率降至零以下时，意味着价格下降。在中国，过去两年物价已连续18个月下跌。

价格下降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但消费（衡量家庭购买力的指标）的持续下滑预示着更深层的经济问题。当人们停止消费时，企业就会降价来吸引买家。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多，他们赚的钱就越少，招聘就会放缓，薪资就会停滞，经济成长动能就会停止。

这是中国想要避免的循环，因为中国已经在努力应对房地产市场长期危机、高政府债务和失业带来的经济成长疲软。

消费低迷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消费者不是没有足够的钱，就是对未来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花钱。

但他们对消费的抗拒出现在关键时刻。今年中国经济的目标是增长5%左右，扩大消费是习近平主席的首要任务。他希望国内消费的成长将吸收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造成的打击。

那么，北京的计划会奏效吗？

中国开始认真对待消费问题

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和疲软的内需，在上周结束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决定增加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投资，作为其2025年宏伟经济计划的一部分。

本周，中国政府宣布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更多举措，例如就业支持计划，但已披露的细节并不多。

有些人表示，这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举措，但同时警告称，中国领导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加强支持。然而，这显示北京方面意识到了打造更强劲的中国消费市场所需要做出的改变——更高的工资、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以及让人们有足够安全感去消费而不是储蓄的政策。

中国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是低薪农民工，他们无法充分享有城市社会福利。这使得他们在经济不确定时期（例如新冠疫情期间）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2010年代薪资上涨掩盖了其中一些问题，当时，中国的平均收入每年增长约10％。但随着2020年代薪资成长放缓，储蓄再次成为生命线。

然而，中国政府在扩大社会福利方面进展缓慢，而是专注于透过短期措施刺激消费，例如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以旧换新计画。但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兰德”（Rand）智库资深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说：“家庭收入较低，储蓄较高”。

房地产市场的濒临崩溃也使中国消费者更加厌恶风险，导致他们削减支出。

迪皮波表示：“房地产市场不仅对实体经济活动有影响，而且对家庭情绪也有影响，因为中国家庭把大部分财富投资在了房产上。”

“我认为，除非房地产行业明显触底，许多家庭的主要资产开始回升，否则中国的消费不会全面复苏。”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选择不承担生育费用而导致出生率下降，一些分析人士对北京认真应对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长期挑战的态度感到鼓舞。

中国智库“育娲人口研究”在202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至成年所需的成本是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8倍，与美国（4.1）、日本（4.3）和德国（3.6）相比，中国是世界上最高的。

这些财务压力只会强化根深蒂固的储蓄文化。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家庭到2024年仍能储蓄32％的可支配所得。

在中国，这并不太令人惊讶，因为中国的消费从来就不是特别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成长有80%是由国内消费推动的，印度则有70%左右是由国内消费所推动的。过去十年，中国的份额通常在50%至55%之间。

但这本不是什么问题——直到现在。

当消费减少而储蓄增加时

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购物者开玩笑说网购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称自己为“剁手族”，意为只有砍掉他们的手才能阻止他们按下结帐按钮。

随着收入的增加刺激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中国的“11月11日”，即“双11”，成为了全球最繁忙的购物日。2019年，光是24小时内销售额就超过4,100亿元人民币（570亿美元；440亿英镑）。

但上一次它却“哑火了”，一位北京的咖啡豆网上卖家告诉 BBC。“如果有的话，它造成的麻烦比它的价值还多”。

但是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消费者变得谨慎，即使在2022年底限制措施解除后，这种谨慎态度依然存在。

那一年，阿里巴巴和京东停止公布销售数据，对于曾经创下收入纪录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一位知情人士告诉BBC，中国当局警告平台不要公布数据，担心不尽人意的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消费者信心。

消费紧缩甚至冲击了高端品牌——去年，路威酩轩集团（LVMH）、博柏利（Burberry）和历峰集团（Richemont）都报告其在中国的销售下滑，而中国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支柱。

在中国社群媒体应用程式“小红书”（RedNote）上，带有“消费降级”标签的贴文近几个月的浏览量已超过10亿次。用户正在交换如何用经济实惠的替代品取代昂贵商品的建议。一名用户表示：“虎标万金油就是一种新型咖啡。”而另一名用户则打趣道：“我现在把香水涂在鼻子和嘴唇之间——只留给我自己。”

即使在鼎盛时期，中国的消费热潮也从未与其出口额相匹敌。对于政府来说，高速公路、港口、经济特区的贸易都是投资的重点。中国依赖低薪工人和高家庭储蓄，这虽然推动了经济成长，但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有限。

但现在，随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各国正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减少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地方政府多年来大量举债投资，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导致债务负担加重。

习近平已承诺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全国人大代表王彩云表示：“中国有14亿人口，即使需求增加1%，也能创造1400万人的市场。”

但北京的计划有一个问题。

许多分析人士表示，为了透过消费拉动成长，中国共产党必须恢复那些正在为买房或找工作而苦苦挣扎的疫情后毕业生的消费信心。这也需要发起从储蓄到消费的文化转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国极低的消费水平并非偶然。”

“这是国家经济成长模式的根本，中国三、四十年来的政治、金融、法律和商业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一模式发展起来的，改变这一模式并不容易。”

家庭支出越多，中国国有银行为关键产业提供资金所依赖的储蓄就越少——目前这些产业包括人工智慧和创新技术，这些技术将使北京在经济和战略上都比华盛顿更具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分析人士怀疑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创造消费驱动型经济。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研究员大卫·鲁宾（David Lubin）写道：“可以这样想，北京的首要目标不是增进中国家庭的福祉，而是增进中国作为国家的福祉。”

将权力从国家转移到个人也许不是北京想要的。

中国领导人过去在开始与世界开展贸易、鼓励企业发展和吸引外商投资时确实这样做过，这也改变了他们的经济模式和面貌。但问题是习近平是否愿意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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